聶樹斌改判無罪,二十年懸案塵埃落定,一件令人費解卻意味深遠的塵封往事卻浮出了水面。著名刑法學者、律師邱興隆曾因“侵犯著作權罪”兩度入獄,與聶樹斌曾關押在同一看守所,后無罪釋放。雖有此淵源,后來聶母等人找到邱興隆請他代理聶案申訴時,卻被他一口回絕了。近日他才透露,回絕的原因是因為,當年審理邱興隆案件的那位女法官在一審時堅信他無罪,讓身陷囹圄的他感受到了法律的溫情,甚至稱她為“我的女神”。然而,這位女法官的名字恰恰也出現在了判處聶樹斌死刑的判決書上。
撫慰了邱興隆的“正義女神”,為何將聶樹斌送上了刑場?
當截然相反的兩個形象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之時,我們當然可以追問這個人自身的問題,但更多的追問應該投向她所處的環境。法官作為個體,當然有自己的自主性,但是,所有個體所在的環境都是以一定生存規則定義的系統,個體難以脫離環境系統獨自生存。個體與系統的關系,很多時候,都表現出系統對個體的反蝕。
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所著的《路西法效應:好人是如何淪為惡魔》一書中,反復強調,人作為個體,極易被系統反蝕,淪為幫助系統運轉的一個工具。當然他也指出,個人可以通過提高自主能力,抵抗系統的侵蝕。然而,我們并不能指望每個人都有抵擋環境系統的能力。
法官及其所處的法治環境也是同樣的關系。如果法院系統以法律作為唯一準則,良性運轉,那么法官很大程度上,就可以發揮其應有的審判職能。但當整體的法治運轉不良,法官便很難獨善其身。作為一名法官,最大的職責是以法律的信仰,遵從內心的良知,對案件做出公正的審判。但是,假如法院的運轉受到除此之外的力量的干擾,“女神”也有可能轉變為“魔鬼”。
現代治理制度對人性的基本假設是,人性既有幽暗的一面,也有光輝的一面。好的制度限制權力,規定秩序,就是為了防止幽暗的一面飄蕩出來;好的制度同樣給人們賦予一定的自主權,讓人們自主決定,自主選擇,既勇于維護自己的自由,也勇于守護他人的自由,這種安排是出于對人性中光輝一面的信任。
邱興隆的“女神”卻也同時將聶樹斌送上刑場,幽暗的一面終究還是壓倒了光輝的一面。雖然不得而知,最善意的推測是,或許“女神”當年也為聶樹斌據理力爭過,但最終還是難以抗拒環境的力量。
聶樹斌案當然令人憤慨,追責辦案人員的聲音此起彼伏。追責當然有一定的價值,但“女神”的轉變卻提醒我們,重要的不是人,而是人所處的環境。法院的功能不只在于懲罰違法犯罪者,同樣也在于發揚人性光輝的一面。法官執掌法度,但卻不是冷峻的法律技術工匠,更不是聽命于上司的戰士,而是一個社會中正義與良知的秉持者。這樣的崗位,必然要求最大限度發揮人性的光輝,因此,有關法官的制度都得圍繞著這個核心的目標。讓愿意且有資質成為好法官者,都能如愿以償,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好法官。
葉竹盛(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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